我国１９９４年分税制改革太注重提升中央政府的财力，而疏于构建宪政体制下的财政权力制约制度。

其次，从实践上看，分税制的权力制约功能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科学、合理地界定中央与地方各级政府之间的事权和财政支出范围，理顺政府之间的责权利关系，明确彼此之间的职权之所在、责任之所系，建立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各得其利的约束机制，避免相互侵越权限而致责任不清，从而达到控制权力的目的。（３）在分权的策略上，宜采用渐进式、稳健的分权策略。

（３）将诸如教育、卫生、环境保护、生态工程等准全国性公共事务及一些突发性事项列为中央和地方的共管事项，由中央和地方政府按一定的比例来承担管理和支出责任。从２０００年１０月１日起，证券交易印花税分享比例分３年调整为中央占９７％、地方分享３％。笔者建议采用宪法修正案的方式，在宪法中明确、科学地界定中央和地方政府事权，并辅之以地方政府组织法、财政法、税收基本法、预算法等，构成中央与地方政府间权限划分法律规范体系。因此，这些国家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事权、财权划分比较明确，整个国家的财政关系也处于稳定状态。另一方面，中央也曾屡次下放财政权，但由于放权采取了行政放权的形式，通过政策性文件而不是正式的法律授权，结果往往是下放的收入分享权和部分税收政策权变成了法外潜规则，导致制度外的收费和优惠政策大量滋生，形成事实上的财政资金体外循环。

实行分税制后，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逐年提高，从１９９３年的２２％提高到２００８年的５３．３％，基本实现了改革的初衷。地方或明或暗地享有的非规范财税权（收费权），基本上都是由地方政府或政府主管部门在实际行使，人大机关很少参与，而且地方人大对地方政府实际上普遍行使的非规范的财税权存在着严重的监控失位问题。因此，在未被列举的情形下，还可以从国家权力的限制范围与程序以及人民权利的保留条款中确认宪法中的公民基本权利。

基本权利 基本权利作为法律论证中的一个重要命题应如何证成，是很多学者关注的问题，如哈贝马斯通过对权利天赋论与权利国赋论的批判，以其沟通行动理论为支点重构了权利互赋论的基本权利体系。王秀哲：《隐私权的宪法保护》，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7 年版。59周汉华：《个人信息保护法（专家建议稿）及立法研究报告》，法律出版社 2006 年，第 48-51 页。隐私权在美国的发展确实经历了从隐私权到信息隐私再到信息的自我控制权，这是因为隐私权的宪法性在美国已由联邦最高法院通过宪法解释的方式加以认可，而我国不具有美国这样的情况。

59其次，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第 12 条明确了私生活的保护权，这一权利保护在各国宪法文本中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47但由于我国的宪法解释机制未能有效的实施，也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机构对我国宪法上的基本权利进行扩充性解释与保护，如果依赖于当前我国习惯使用的宪法修改方式来创设一项新型基本权利，成本代价显然太高，而且也不算是一种好的策略。

三是在费吉尼亚州的制宪会议据理力争。现行宪法第 38 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间接释宪，即在个人信息保护的相关立法的前言、目的或背景等条款中表明个人信息保护与宪法上基本权利的关系的国家与地区有 23 个，而且，一般而言，这些国家与地区都是以宪法中的隐私权为个人信息保护的基础性权利，如美国、加拿大、挪威、我国台湾地区与我国香港地区等。屠振宇：《宪法隐私权研究》，法律出版社 2008 年版。

此后，其他一些州制宪会议也提出了类似的条件。平等是原则还是权利，在我国也是个众说纷纭的话题，但笔者倾向于是一项原则而不是具体权利。这是我国信息公开制度中的个人信息保护条款，即信息主体对其自身信息的获取权与更正权。22因此，无论现行宪法第 38 条的人格尊严是概括性权利还是具体基本权利，其都不失为其他与人格所涉的新型基本权利提供解释空间的可能性。

如德国基本法第 2 条的人身自由不可侵犯、第 4 条的信仰和思想自由、第10 条的通讯秘密受法律保护、第 13 条的住宅不受侵犯是宪法明确规定的有名人格权。随后，该宪章内容全部被吸收于欧盟宪法中，为其第二部分内容。

另外，我国台湾地区在信息自决权的确立与保护方面也有若干实践。1993 年决议扩展了宪法第 66 人身自由的保障范围，将隐私权纳入宪法层面保护的权利，而 1995 年有关社会安全与计划法的违宪审查决议中，再一次确认隐私权为宪法所保障的基本权利。

德国基本法第 2 条第 1 款规定人格权，即每个人都有权自由发展人格。在法学论证的研究路径中，有规范式研究的极致，如凯尔森。但是，无论哪一种论证方法都不可能做到绝对正确与科学。60最后，孔令杰博士在其专著《个人资料隐私的法律保护》的附录四中，对域外资料隐私立法情况以列表方式进行了统计。现行宪法第 33 条中原先规定的核心内容则是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后一部分为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表达了一项个别性权利的保障内容，大抵相当于宪法上的人格权。

法国宪法第 66 条规定：司法机关作为个人自由的保护人，保证依照法律规定的条件使此项原则获得遵守。16但也有学者认为宪法第 38 条仅是原则而已，认为在人性尊严的权利属性上，人性尊严更适合作为宪法权利的权利根源和基础，而不宜作为一项具体的宪法权利。

据于此，本文侧重于宪法文本意义上的诠释，以应然的视角，证成信息自决权理应成为我国公民享有的一项基本权利。正是如此，公民必须基于自决的想法决定自己的信息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被收集、储存、处理以及利用。

最终，费吉尼亚州的制宪会议将要求补充公民权利法案作为批准联邦宪法的前提条件。规则是对某事物提出明确要求的规范，而原则是最优化命令，需要运用独特的权衡方式。

比私生活的保护这一个人权利宪法保护比例高的个人权利只有 5 个权利，从高到低分别为：不受任意逮捕（包括受到公正审判，无罪推定等）（90. 9%）、良心自由与宗教自由（88. 2%）表达自由（87. 3%）、结社与集会自由（86. 4%）、平等保护（83. 6%）。法国宪法未明文规定个人资料保护权，但通过宪法委员会的宪法解释，从隐私权的角度确立个人资料保护权的基本权利地位，其中以 1993 年 8 月 13 日与 1995 年 1 月 16 日的两个决议最为重要。那么此条款在我国宪法中具有人格利益的基本权利条款。基本法秩序的中心是人的价值及其尊严，人身为自由的社会成员必须于自由的自决权下活动。

摘要: 信息自决权的精髓在于信息主体对自身信息的控制与选择，即自我决定的权利，由公民基于其内心、自由地决定其自身信息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被收集、储存、处理以及利用的权利。如有学者总结：隐私权的概念，从沃伦和布兰代斯式消极的不受干扰的权利逐渐演进至当前具有积极性的资讯隐私权，即免予资料不当公开之自由或对自己资料之收集、输入、编辑、流通、使用，有完全决定及控制之权利。

在宪法未修改之前，为保障公民权利，合理推定宪法未列举的基本权利是所有立宪国家的应有之义。32如通过 1905 年洛克纳诉纽约州案推定了契约自由为第 14 条修正案中自由的一部分。

在我国，信息自决权是我国宪法未明确列举的基本权利，这是不争的事实，但宪法未明文列举的权利是否肯定不具有宪法上的基本权利属性？答案应该是否定的。此信息库的存在对于任何执政者言，都是难以抗拒的滥用权力的诱惑。

2004 年，就三一九枪击事件真相调查特别委员会条例赋予调查委员会调查陈水扁与吕秀莲在选举前夕遭受枪击真相的这一组织及其职权是否符合宪法问题上，司法院大法官会议作出释字第 585 号解释，认为隐私权虽非宪法明文列举，但基于人性尊严与个人主体性的维护以及人格发展的完整性，并为保障个人生活秘密空间免受他人侵扰及个人资料之自主控制，隐私权应为不可或缺的基本权利。4汪进元认为，在基本权利体系中，生命权是基本前提，财产权是生存基础，人身自由则是逻辑起点。9但是，我们会发现任何一种方式走入极端后可能导致的是深刻的偏面，若融合各种研究方法，一不小心则有可能陷入肤浅的全面。10因此，信息自决权能否真正成为我国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还得仰赖于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等一系列实践活动的推动以及相应的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以及重新配置。

根据其统计资料，欧盟成员中有 21 个国家有个人资料保护的法律，其中有明确宪法依据的有 17 个国家，主要集中于东欧国家。54我国澳门特区政府作为《个人资料保护法》的提案人，其在提案理由陈述中指出，隐私权作为基本权利范畴内的一项权利，如何保障隐私权在不断出现的新科技面前提出了新的挑战，因此，个人资料的保护就成为一个很重要的课题。

28美国宪法第 9 修正案规定：本宪法对于某些权利的列举，不得解释为否定或忽视由人民保留的其他权利。在成文法制上，法国于 1978 年通过《电脑、资料库与人身自由法》，并建立了一个具有监管性质的全国电脑与人身自由委员会。

19仿效德、日、美等国对基本权利概括条款的解读，为信息自决权这一新式基本权利的产生可以提供足够的空间。不过，历史中，通过宪法第 14 修正案的正当程序条款来推定未列举基本权利比更具名正言顺的第 9 修正案的宪法实践要早的得多。